常熟解放经过

1949年4月中旬，苏常昆太武工队大队长朱英、县特派员夏明波、副大队长徐林森等领导集中虹桥乡渔家阁党支部李琴家，作为临时办公地，准备常熟解放事宜。每天晚上，用五灯收音机收听新华社广播。4月21日，听到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天武工队大队长朱英立即召集武工队员开会，安排工作，即令交通员曹文忠进城，通知城内的秘密党员及秘工，做好城内的保卫工作，防止坏人进城抢劫破坏。梅李区特派员缪元通知全区各支部党员26日集中到孟溇待命进城。同时通知各区乡的武工队及时收缴区乡自卫队的武器。大队长朱英亲自与朱锋去梅李镇同国民党梅李区长、保安队长高超谈判保安队起义事宜，在解放大军已过江的形势下，高超签署了起义声明，摘掉了国民党帽徽领章，听从武工队指挥。朱英又去塘桥安排秘工、塘桥乡乡长卢树人、汪桥支部书记薛伟良带着部分党员积极分子监视国民党保安队的动静、以防有变。

县特派员夏明波组织有文化、会写毛笔字的道士、塾师，在李琴家里赶写迎接解放的传单和标语，内容大意是：国民党政府已彻底失败，反动派部队正在向上海逃跑，解放军已过长江，常熟就要解放，老百姓不要听信谣言，防止坏人趁机破坏等等。26日夜，临时交待李琴赶制镰刀锤子大红党旗，由武工队秘书钱宏设计纸样，李琴连夜做好，准备第二天武工队进城时使用。

武工队副大队长徐林森带着队员王殿奎等几个人组织收缴地方上国民党自卫队的武器，接收了王市镇自卫队二十多人和枪；次日又截获了王市镇国民党警察企图装运外逃大米两船20多石、手枪一支。27日天将黎明地下党员张金保带领积极分子划小船到常熟城，在大东门外张贴传单和标语：“欢迎武工队进城解放常熟”、“中国共产党万岁”。群众看到标语都高兴地说：“共产党、解放军就要来了，常熟解放了”。同日上午，徐林森带着梅（李）福（山）区武工队员和地下党员及在王市镇起义的县保安队部分队员共100多人，背着武器，前往梅李镇与梅李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及起义的高超部队总共200多人会合，由大队长朱英安排一只轮船拖着六条农船，组成一个轮队，分成水陆两路，陆路由徐林森带领沿梅塘步行，浩浩荡荡向常熟城进发。

苏常昆太武工队到大东门总官庙上岸，与等在那里的西乡杨明奇武工队等汇合，排好队伍，由朱英宣布进城纪律：1、一切行动要服从武工大队统一领导，不准个人随便行动；2、不拿群众东西，买东西要照价付钱；3、不准调戏妇女、不准耍流氓，如有违反者，要受处分。队伍向城内进发，泰安街两边排满群众，各界人士夹道欢迎，高呼共产党万岁，在锣鼓声、口号声中队伍雄纠纠、气昂昂，高举党旗前进。当武工队进城时，为防坏人趁机进城破坏而关闭的大东门城门迅速打开，城内由秘密党和救火会人员维持秩序。队伍临时驻在老县场（国民党）中国银行楼房里，鲜红的党旗悬挂在银行的最高处，迎风飘扬，标志着常熟的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城区的秘密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城区地下党在党的领导下，配合解放军和武工队的武装斗争，利用公开合法身份展开情报等工作，发挥了独特作用。

一、 搜集军事情报

1946年下半年开始，常熟境内国民党对苏常昆太武工队的“清剿”活动一天比一天频繁，先是由驻军伞兵部队联合地方上的党政军团特下乡“清剿”。伞兵调走后，由青年军202师603、604两个团接防，气焰更加嚣张，狂叫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1947年春，国民党驻常熟部队会同地方力量进行了一连串的会议活动，调集上千人扑向梅李、吴市、唐市、白茆、李市、淼泉等地，采取篦梳政策。在《新常熟报》社任政治新闻记者的地下党员宋以天利用工作之便获取消息后，立即通过情报员通知武工队，武工队及时作出相应部署。所以尽管“清剿”部队昼夜不息挨家挨户抽查户口，封锁水陆交通，设岗检查，并且采用伪装成武工队的办法在“清剿”中心区内流动，但武工队在群众掩护下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与国民党周旋，猖狂一时的“清剿”终以失败而告终。

1949年春天苏北大片土地解放，解放大军饮马长江，江南解放指日可待，设在苏北解放区的华中九地委江南工委要求把常熟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材料送往苏北，这项工作由宋以天负责，他与陈通两人分析了材料线索，认为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材料比较容易取得，当时国民党常熟县政府正在编辑《县政概况》，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内容，困难较大的是军事方面的资料，因为当时国民党部队经常流动，特别是从1949年春节后，国民党大批部队从苏北南撤，各种番号的部队如过江之鲫，而上级要求甚高，要求对沿江驻军番号、人数、兵种、武器配备、工事构筑等都要具体汇报，且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宋以天和陈通每天都要到国民党常熟县政府军事科和常熟县保安团“采访”。一天上午，他俩在军事科姓王的科员桌上看到有一份绝密的军事通报，内容正是上级所要求得到的，中午两人潜入办公大楼，正好军事科的办公门未锁，他俩从姓王的科员的办公桌内将通报取出，火速将通报带往引线街陈通家中，两人分工把通报重要的地方一一抄摘下来，赶在国民党县政府下午上班前把通报送回原处。接着他俩又在国民党粮食部门油印室的纸簏内发现一份常熟县各地国民党驻军每月军粮分配表，表上对常熟境内各地驻军番号、人数、用粮作了记载。材料到手后，俩人立即进行整理、编写，地下党特派员王峰和宋以天突击一个通宵，在光线微弱的煤油灯下，王峰刻写腊纸，宋以天油印，到凌晨整理出一式五份，由王峰送往上海，再送往苏北解放区。

二、仿制国民身份证

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强化户口管理，巩固其统治，全面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凡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都得领证。证件粘贴持证人半身照片，加盖国民党县政府大印及硬印，限令各乡乡公所指定专人凭户口簿核发。发证后，凡通过车站、码头、卡哨或遇到户口检查，必须出示身份证。国民党此举对武工队的活动以及从解放区进入国民党控制区的同志极为不利，根据陈刚指示，宋以天等想办法办理和伪造国民身份证。当时国民党县政府正在招生、准备举办户政训练班，宋以天即和沈缙（黄忠）、孙畸商量，决定由沈缙、孙畸利用户政训练班机会打入国民党户政部门，结果沈缙、孙畸、谢世坤（参加革命后改名诸葛明）被录取，沈缙和孙畸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参加训练班，经过二个月学习，30多名学员分配到各乡乡公所任户籍干事。沈缙先分配在横泾，后调福鸿，孙畸分配在尚湖，谢世坤先分配至莫城，后调梅李。当时全常熟县有数十万人要造册发证，由各乡填证后送（国民党）县政府加盖县印，盖印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本应由县政府掌印人员负责，但县政府人员怕苦怕累，在盖印时由各乡户籍干事代劳。曹文忠带来一批武工队员的照片，沈缙、孙畸、谢世坤把武工队员的身份证混在其它身份证当中，非常顺利地过了盖印关，前后搞到了数十个身份证，这些大都是借用户口簿上年龄相仿者的姓名，不经细查，很难发现破绽的。为了更加方便地仿制国民身份证，党组织决定仿制国民党常熟县政府的钢印和县印，这样需要时只要请沈缙和孙畸提供身份证白片即可。曹文忠传达上级要求后，宋以天、沈缙、孙畸商量，决定由宋以天负责印模之事。一天中午休息之时，宋以天进入国民党县政府办公大楼，在户政股的办公桌上看到钢印机并未收去，宋以天立即用事先准备好的白纸盖了几颗印，该印比银元小一点，但比铜板大一点，印上文字为“常熟县县政府”。县印印模比较容易弄到，凡是县政府发的文件上都有，宋以天向县政府收发室要了一份发剩的文件就解决了问题。两个印模交曹文忠带回后，钢印由朱英化了两石米的代价托沙溪的一位铜匠秘密铸造。县印由钱宏仿刻。

三、动员知识青年进入解放区工作

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解放大军矛头直指淮海平津两大战场，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新民主主义的成功已署光在前，中共九地委江南工委接上级指示，要求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积极动员知识青年参加解放区工作，为迎接全国解放训练和积蓄干部力量。

1948年下半年，宋以天等接到陈刚的来信后，即在常熟城区和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中进行动员。在城区一块，主要由宋以天通过在三青团团部工作的进步青年黄大伟动员的。黄大伟等思想倾向进步，黄大伟在1948年春为武工队买过子弹，又为地下党递送密信到上海，并因此遭国民党逮捕，6月份释放出狱，但仍处于国民党的监视之中。为了确保动员工作顺利进行，采取单线和个别联系的方式，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展工作。由于他在工作中团结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年轻人，有在职青年、有中山中学的学生等，宋以天把去苏北的路线交给了黄大伟，要求把将去苏北的人员名单交宋以天等审查，成熟一批走一批，这些青年分成三四人一组，秘密离常，先去上海搭轮船到海门青龙港，上岸后步行数十里到达设在灵甸镇的我方交通站。从1948年6月开始秘密动员，到8月19日黄大伟等最后一批离开常熟，先后有30多人到达苏北，超过了原来要估计去的人数，有些同志不在动员范围内，往往是得到他的亲戚朋友要去解放区的秘密消息后也跟着一起走了，这种情况在常熟、苏州、上海都存在。

通过黄大伟的关系，在常熟、苏州、上海动员去苏北的青年有：黄大伟、褚振飞、龚建宏（参加革命后改名江撼）、范昭明（萧凡）、潘亚民（王光中）、周道铨、钱铭、范铮、朱震圻（萧朱）、陆鹤鸣（陆鹰）、沈芸、陆于（方红）、陆可（林群）、陈颖（林康）、蔡聪、姚君陶（袁同生）、杨忠良（杨辉）、邓圭如（苏汀）、邓石如（邓耕）、邓松如、陈健、谢东平、徐永宽、杨大伦（夏杨）、谭永康、宰萌（辛明）、王挥、周洪九、宋雨田（田雨宋）、苏志明（吴笛）、杨再生、汪洋、叶春。

另一条线是通过沈维的关系，在上海市动员了一批青年去苏北解放区。沈维是常熟人，与宋以天熟识，后来到上海大陆工程公司工作，宋以天与地下党接上关系后，他就为常熟地下党做了不少工作，地下党阅读的进步报刊杂志如《时代日报》、《民主》、《文萃》、〈周报〉等都是由沈维从上海买了之后寄回常熟再由曹文忠带到乡下武工队处，。当时沈维除白天工作外，晚上要到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读书，他在学校里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1948年下半年沈维接受任务后，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上海直接动员了10多名青年到苏北解放区，这些青年是：魏田、钱元、许洁、许民、叶灵、沈泉、陈重等，魏田等8名青年是在1949年1月13日离沪赴苏北的，离沪前一天他们在外滩公园开了一个会，明确沿途注意事项，第二天到轮船码头，各自买票分散上船，船至青龙港上岸，其中一个青年带了一批西药，因西药是禁运品，人与药都被扣，这位青年未能进入解放区，其余安全到达灵甸。

另外，孙畸（李志祥）、沈缙（黄忠）、谢世坤（诸葛明）、吴炎汉（李明）等也到了苏北。

常熟解放后，除少数同志回常熟工作外，绝大部分同志都随军分配到四川、浙江、山东、安徽、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工作。

四、做好宣传和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等

1949年元旦前夕，曹文忠传达陈刚的指示，要求宋以天和归行肇利用元旦起的三天假期，前往苏北与陈刚会面接受任务。宋以天带了常熟党政社团资料及常熟本地报纸与归行肇一起经上海到达苏北海门灵甸港，见到陈刚和任天怀，陈刚向归行肇布置了在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的任务，另一方面要求宋以天等继续提供以军事为主要内容的情报。

1949年春天，由于国民党对长江江面的封锁，武工队的弹药供应出现困难，要求地下党组织想办法搞子弹。归行肇与《新常熟报》主编、县银行负责人江不波有联系，2月份，宋以天就派黄毅炯（又名黄金如）带着归行肇的信找到江不波，要求设法弄到一批子弹。江不波亲自到菜园弄县保安团团部，谎称他的家乡小义桥治安混乱，当地组织了一个自卫队，非法词汇1有了，但缺少子弹，要求支援，那团长终于答应供给子弹一箱及散装子弹若干。江不波坐人力车把子弹存放到教场湾碾米厂帐房内，后由黄毅炯运至其住处。4月份黄毅炯到南门外的大陆汽车运输公司提取汤姆生子弹200发、驳壳枪子弹40发，这二批子弹都由曹文忠运到乡下武工队处。

安蔚南在抗战时期当过国民党常熟县（流亡政府）县长，抗战胜利后任县参议长，是常熟地方势力的代表，抗日战争时期曾同中共常熟地方党组织有过合作，组织上考虑争取安蔚南投诚，并由他出来促使国民党县政府工作人员和武装人员一起起义投诚，对常熟的解放有利。九地委江南工委副书记陈刚指派归行肇做安蔚南的工作，归行肇与江不波一起做安蔚南工作，安当时有投诚意愿，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安蔚南离常赴上海，转道香港赴台，晚年负责旅台常熟同乡会工作。

渡江战役打响后，城区地下党为安定人心，迎接解放积极做好宣传。宋以天联络报社青年，油印《中国共产党商业政策》、《人民解放军八大城市政策》，散发城区大街小巷，在《新生报》任副刊编辑的黄绳之，把在晚间收听到的新华社重要消息如《解放军占占领总统府》、《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等记录下来，编印成传单分别在晚上塞入商店、居民家门和学校，宣传政策、减少疑虑、鼓舞人民。

4月25日，由上海方面党组织领导的李牧子到县商会，与正副理事长商量迎接解放的工作，接着由商会出面，一面与反动军队进行周旋，设法让其离开常熟，一面动员工商自卫队和消防队成员出来维持城区社会秩序，他们到城区警察所弄到一批非法词汇1后，开始在各城门口站岗，在重要地段巡逻。